社會經濟條件與人口動態對預防溺水的影響

    當我們談論氣候變遷對溺水風險的影響時，往往直覺聯想到洪水、風暴或海平面上升。然而，真正讓災害「致命化」的，往往不是氣候本身，而是社會經濟條件與人口動態這層關鍵的「放大器」。

氣候變遷並不會平均衝擊每一個人。它透過加劇貧窮、推動人口遷徙、破壞生計穩定，以及放大性別與年齡的不平等，將原本可控的環境風險，轉化為奪命的溺水危機。

一、貧窮與不平等：讓防溺成為奢侈品

貧窮，是全球溺水風險中最根本的結構性因素。

統計顯示，全球高達 91% 的溺水死亡發生在低收入與中等收入國家（LMIC），其溺水率是高收入國家的 3.4 倍。這不僅僅是自然條件差異，更是資源分配不均的結果。

防護資源的匱乏

在資源有限的環境中，家庭難以購買救生衣、通訊設備或改善船隻安全；地方政府也無力投資游泳教育、水域護欄或災害預警系統。當基本安全設施都難以建立，溺水自然成為日常風險的一部分。

發展停滯的惡性循環

歷史經驗顯示，當國家經濟成長、基礎建設改善（例如自來水普及、安全橋梁、完善道路系統），溺水死亡率會顯著下降。然而，氣候變遷帶來的經濟損失與基礎設施破壞，正在拖慢這些國家的發展腳步，使弱勢社群長期被困在高風險環境中。

氣候衝擊 × 經濟脆弱 = 長期暴露於致命風險。

二、人口流動與都市化：新的高風險空間正在形成

氣候變遷與人口成長的交互作用，正在創造龐大的流動人口。

全球平均每年有超過 2,000 萬人因氣候相關災害而流離失所。這些人在遷徙過程中，常被迫使用簡陋小船或非法交通工具穿越海洋與河流，溺水悲劇層出不窮。

例如在 Bangladesh，氣候壓力與環境退化正驅動大規模鄉村人口湧入都市；在 Tanzania 也出現類似情況。

非正式定居點的隱形危機

這些城鄉移民往往只能定居在所謂的「非正式定居點」（即貧民窟）。這些地區通常位於洪泛區、河岸或易滑坡地帶，缺乏排水系統與防洪設施。

當暴雨來襲，最先被淹沒的往往正是這些社區。氣候風險，在城市中呈現出高度不平等的空間分布。

三、生計壓力與「社會生態陷阱」：被迫冒險的勞動者

氣候變遷正在重塑自然資源的可得性，也重塑人們的生存策略。

當漁獲量減少、資源枯竭，小規模漁民往往別無選擇，只能前往更遠、更深、風險更高的水域捕撈。這種在經濟壓力與貸款負擔下被迫持續冒險的現象，被稱為「社會生態陷阱（Socio-ecological trap）」。

以 Lake Victoria 為例，當高經濟價值魚種減少，漁民轉向捕撈銀鯉（omena）。這種魚類必須在離岸深水區、而且多在夜間使用燈光捕撈。

問題在於——夜間正是雷暴與極端天氣最常發生的時段。

視線不良、惡劣天候與未配戴救生衣的情況交織，使得漁民的溺水死亡率顯著提高。這不是單純的「冒險精神」，而是結構壓力下的生存選擇。

四、性別、年齡與社會規範：隱形的脆弱性

氣候變遷帶來的經濟與社會壓力，也放大了不同群體間的脆弱差距。

幼童監護能力下降

當家庭生計惡化，父母必須拉長工時，對 5 歲以下幼童的監督能力下降。而缺乏成人監督，正是幼童溺水的最主要原因之一。

經濟壓力，間接轉化為家庭安全漏洞。

性別化的風險暴露

男性在整體溺水死亡中佔多數，主要因從事高風險職業與較高風險容忍行為。但女性也面臨獨特且常被忽略的氣候風險。

例如在 Bangladesh，部分女性可能因避難所缺乏隱私與衛生設施而拒絕撤離；某些服裝規範也可能影響她們在洪水中的逃生能力。

同時，當家庭主要經濟支柱因溺水喪生，留下的寡婦與子女往往陷入更深的貧困與社會邊緣化，形成跨世代的惡性循環。

水資源匱乏與日常接觸

在缺乏自來水與基本 WASH 設施的地區，乾旱迫使婦女與兒童必須前往開放式水域取水、洗衣或沐浴。這種「日常必要接觸」，使她們長期暴露於溺水風險之中。

結語：真正致命的，是不平等

氣候變遷對溺水風險的影響，絕不只是「水變多」或「風暴變強」這麼簡單。

真正讓災害演變為悲劇的，是貧窮的限制、遷徙的無奈、生計的不穩定，以及根深蒂固的社會不平等。氣候變遷，像是一面放大鏡，把原本就存在的脆弱性清晰地放大。

因此，若要有效降低溺水風險，僅僅強化防災工程並不足夠。我們還必須正視社會保障、基礎建設、性別平權與兒童保護等議題。

因為在氣候時代裡，溺水不只是水的問題，而是不平等的問題。